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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冬景》及其时代——昭和的终焉
投稿人:GAL评测学校 投稿日期:2020-02-08 14:06:48 浏览数:-

《泡沫冬景》及其时代——昭和的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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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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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远山茂树等人所著《昭和史》出版,次年随着龟井胜一郎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的批评文章,“昭和史论争”展开。在这一年,所谓的“55年体 制”成立。本年中,1951年分裂的社会党完成统一,同年11月15日,保守政党也完成统一,自民党成立。外观上保守与革新两大政治势力达成妥协,两大阵营虽然表面上保持对立均势,但实际上为之后的自民党政权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并且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保守倾向。这种态势成为之后数十年日本政治的基调。还是在这一年,日本共产党“六全协”召开。

迈入1980年代

    1979 年,美苏之间的紧张态势不断加剧,迎来了所谓“冷战”新阶段。之后,里根上台。(里根本人的外交政策与尼克松不同,倾向强硬,也让世界局势更为复杂。)在 70 年代中期,“日本式工业化社会”形成,1979 年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出版,充满自信的日本与世界一道迈入了八十年代。

    在 1980 年大平正芳突然去世,伊东正义官房长官任代理首相,一个月后铃木善幸内阁成立。一般说铃木是协调型政治家,彼时需要这样的政治家来收拾自民党内当时的混乱局势。经济上,铃木内阁决定成立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相关法案在 80 年 11 月与国会通过。(第二临调的最终报告提出之前,铃木下台,所以并未采纳其建议并实施。)1981 年铃木首相访问美国,与里根进行会谈,里根明确表示希望日本加强防卫力量,会谈后的共同声明中,出现了  “同盟关系”的表达,铃木在没有搞清楚其含义的情况下签了字,但在日本记者团见面会上,铃木否认了同盟的军事含义,自民党内的元老比如三木武夫认为铃木的发言与美方解释不同,会损害日美两国关系,不过铃木坚持自己的看法。之后外务省事务次官高岛益男和外务大臣伊东正义都强调,同盟关系当然包括军事问题,日本方面的发言出现了尴尬的矛盾。野党就该问题不断追究,最终导致二人引咎辞职。虽然 1982 年铃木又与里根会谈,两人重新确认了日美间的合作关系,不过仍然没有消除铃木“不包括军事同盟”发言所带来的日美关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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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5 月 31 日-6 月 5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应邀访日,并会见裕仁天皇,提出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铃木首相赞同三原则,并且将日美与日中关系视为日本外交的两根支柱。

    同年 6 月,第一次教科书问题爆发。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国内就如何叙述历史文艺的分歧(五五年体制下的自民党与野党对立,文部省、教育委员会与进步文化人对立)。1981 年 1 月,自民党代表大会上决定将“谴责左翼倾向的历史教育”作为行动方针。在 1982 年的教科书审定中文部省提出了一些修改原则,出现了美化侵略战争的倾向,这种举动遭到中、韩、马来西亚等的强烈抗议,韩国《东亚日报》明确表示这是“企图将侵略战争正当化”,中国国内也出现对批判声音,7 月 26 日,中国驻日使馆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日本国内经过讨论,8 月 6 日,文部大臣小川平二承认第二次世界而大战中对中国的侵略;26 日,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谈话表示在今后审定教科书的时候将尊重《中日共同声明》的精神。11 月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在审议标准中增加了“近邻诸国条款”1。这次事件的解决并没有拔掉中日之间的荆棘,为之后的两国关系埋下了隐患。1982 年 7 月 20 日,自民党访问团到访中国台湾地区,在会谈中使用了“两国”一词。自民党方面虽然强调只是单纯的经济使节,但首次访台怎么说都令人感到这是一个新变化,台湾方面更将其作为反统一的重要突破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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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 9 月 26 日,铃木首相访华,得到热烈欢迎,中方对日本政府处理教科书问题给予肯定。

    在国内,铃木内阁在 1982 年没有解决 81 年下半年经济形式不良问题(第二次石油危机与美国的高利率政策),大藏大臣以税收减少为由提出辞职,铃木首相挽留。

    同年 10 月,铃木首相表示不再竞选自民党总裁。


1 该事件的爆发直接起因是日本方面的新闻报道,之后中日双方经过了复杂的谈判和交流解决了该问题。虽说有声音指出事实与新闻报道之间的差异,不过帝国书院出版的两册《世界史》教材中分明将“侵略”改成了“进入”。虽然日方的一些研究提出一 些不同意见,但中日之间接二连三爆发的历史问题其实折射的正是日本在经济高度成长之后的傲慢与“大国主义思潮”。

2参考《每日新闻》1982 年 7 月 23 日报道。



中曾根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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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铃木的两年短期政权结束之后,经过党内激烈讨论与活动,上台的是中曾根康弘。1982 年 12 月中曾根在演说中强调,日本面临社会经济困难,处在战后的转换期,需要进行改革,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强化日美关系。

    在日美关系冷淡的背景下上台执政的中曾根内阁首先就需要修复铃木内阁遗留的对美关系恶化问题。1983 年 1 月,中曾根访美时提出,“日本列岛如同不沉的航空母舰”,明确与美国的合作同盟姿态。鉴于他在访美前一贯重视日美安保体制的姿态以及在访美期间的这种言论,中曾根获得了里根的信任。这就衍生出了后来的“罗康关系”。此后,中曾根也积极表明日本是西方国家同盟之一员的立场。在 1983 年 5 月举行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威廉斯堡峰会上,部署“潘兴Ⅱ”中程弹道导弹一事成为了问题。当时,美国计划在欧洲部署“潘兴Ⅱ”中程弹道导弹。在峰会上,美国和英国领导人对此表示赞成,而法国、西德和加拿大等国领导人则表示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中曾根采取了日本作为西方阵营之一员对西方国家同盟予以支持的姿态,赞成在欧洲部署“潘兴Ⅱ”中程弹道导弹3

    同年 11 月,里根访日,提出要纠正日美之间的货币汇率偏差,设置协议委员会,并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提高防卫力量。

    1985 年,1 月,中曾根表示难以遵守防卫费不超过生产总值 1%的规定,引发野党强烈反对,国会审议被迫中断,4 月防卫厅长官加藤纮一在众议院安全保障特别会议上再次表示防卫费有可能突破 1%;7 月,自民党研讨会上中曾根重申防卫费要突破 1%的限制。

    1986 年 4 月,中曾根访美,就解决双边贸易纠纷和里根交换意见。

    在国内,1983 年,3 月,铃木内阁时期第二临调的最终报告出炉,之后又有所谓“第一次行革审”。在一系列调查报告的基础上,为解决财政的赤字以及经济问题,中曾根内阁时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重要的部分是对国铁、电信电话、烟草三大国营企业的民营 化。1982 年 7 月“第二临调”的中心就是国铁改革问题,1983 年 6 月,成立“国铁重建管理委员会”,1985年 7 月,提出最终咨询报

告,提出在 1987 年 4 月 1 日,国铁分割为东日本、北海道、东海等六个客运公司和一个货运公司,实施民营化。1985 年 4 月 1 日,作为民营企业的日本电信电话股份公司(NTT)及日本烟草产业股份有限公司(JT)成立。

    除此以外,中曾根还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合并机构,建立总务厅。相对的削减社会福利、简化行政审批程序。

    1983 年 11 月 23 日,胡耀邦访日,并在次日与中曾根首相会谈,中方邀请3000 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

    1984 年 3 月 23 日,中曾根访华。在访华前,中曾根发表讲话,表明:当前日本政府及自民党在外交方面的最大重点就是中国,日本一方面希望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同时也非常重视与日本同为亚洲国家中国的关系,指明日中两国应该长期稳定的友好。

    1984 年 9 月 6 日,韩国总统全斗焕访日,中曾根表示将要开启日韩友好新篇章。

    不过,中曾根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不仅是行政、经济上的改革,也包含意识形态层面。在与邻国加深交流合作的同时,1984 年 4 月,自民党总务会决定将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符合宪法作为该党方针。1985 年 8 月 15 日,也就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 40 周年,中曾根康弘率全体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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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年 5 月,“第二次教科书事件”爆发。“保卫日本国民会 议”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通过了文部省审定,书中试图美化否认侵略战争。此举招致舆论的普遍反对,亚洲国家也纷纷表示谴责。但右翼叫嚣文部省审定教科书不可修改,国际批评是干涉内政。不过日本政府经过再三权衡,敦促编撰者按照 1982 年的内阁官房长官谈话修改。

    1986 年,文部大臣藤尾正形,多次表态否认日本战争责任,甚至表示日本侵略朝鲜半岛,韩国也是有责任的;并且暗示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也是侵略行径。此举遭到强烈反弹,但藤尾拒绝道歉,9 月中曾根罢免藤尾。

    1986 年 11 月,中曾根再次访华,指出加强日中友好合作是维护亚洲稳定与世界和平的基本条件。

    在中曾根执政期间,还爆发了“光华寮事件”。其起因是作为京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宿舍的归属问题。光华寮本身是中国留学生宿舍,在 1950 年中国政府购买了产权,但关键在于在日本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与中国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之后,光华寮产权归属问题。1977 年京都地方法院作出裁定,光华寮所有权应该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台湾方面不服,上诉,1982 年大阪高等法院作出撤销一审判决的决定,发回重审;之后京都地方法院在 1986 年 2 月又将光华寮判给中国台湾当局。1987 年该事件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之后该案上诉至最高法院。(此后此案长期搁置,2007 年,最高法院裁定,因为《日中联合声明》中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国家政府, 所以“中华民国”政府不具备资格,承认共和国政府的所有权。)

   80 年代,在上一个 10 年就已经存在的日美贸易问题开始愈演愈烈, 美方不断对日本施加压力,一方面希望日本限制对美出口,另一方面则希望日本在农产品等领域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1982 年底特律汽车工人用棒球棍将一名被误认为日本人的美籍华裔殴打致死,非常极端的反应了日美间的贸易问题。美国政府不断试图调整改变日美间贸易的结构关系,但在 1981-1985 年间,日本

对美贸易盈余依旧在上升,这让美方决心寻找一些根本的解决途径。1985 年 6 月,日美贸易委员会临时会议上,提出要求日本社进行会结构改革等十三项建议;同年 9 月,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日、英、法、德、美五国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签订所谓“广场协议”。各国根据协议干涉外汇市场,日元迅速升值。次年 4 月,以前日银总裁前川春雄为首的首相私人咨询机构,提出“前川报告”,提出应该切实扩大内需,实现从依赖出口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转变,同时改变产业结构等。之后日本不断降低利率,甚至诞生了所谓“永远的超低利率神话”。与此同时,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市场也发生了激烈变动,一系列原因最终推动泡沫经济的出现。银行向企业、住宅专卖金融公司贷款,资金流向土地;实业公司则从资本市场获得大量资金作为“财务技术”的一环流向股票市场。极为严重的资金过剩使得土地价格与股票价格在“泡沫经济时代”,都出现了飞速上涨的状况,(具体原因极为复杂,日本政府本身的甚至也有推高股价制造泡沫的行为。此处不做探讨。)伴随而来的是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名为“泡沫经济”的繁荣景象也拉开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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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考加藤博章在《朝日新闻》上的文章,转引自上海日研中心https://mp.weixin.qq.com/s/rI63p7VhWw-prWI0Fn7Hjg。



竹下登内阁

    中曾根内阁虽然是一个长期政权,却未能培养出长期执政的接班人。在中曾根之后继任首相的竹下登。

    1987 年,年初发生了销售税问题。征收销售税举动遭到野党强烈反对,造成较大混乱,最终未能实施。87 年 10 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开始,安倍晋太郎、竹下登、宫泽喜一,被视为党内的新领袖,有可能接班。经过博弈最终竹下登上台组阁。

    1988 年 1 月,竹下登访美,强调日本要为世界做贡献。而希望日本分担责任也是美国对日政策的重要部分。

    1988 年 5 月,竹下登在访问途中提出日本外交三原则,即为和平加强合作,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扩大开发援助。日本希望增加人员交流、对海外日本研究及教学提供资助、扩充文化合作机构,在接受资助国培养“知日派”,以期在未来的的相互关系中取得有利态势。

    1987 年 11 月,竹下登在施政演说中强调增进同中、韩、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是重要课题。

    1988 年 5 月,关于日本援助东北火灾地区恢复及日语教育等四个项目的换文在北京签字。同月,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发表“中日战争没有侵略意图”等言论,之后迫于压力辞职。

    同年 8 月,竹下首相参观莫高窟后在西安发表《寻求新飞跃》演说,强调唯有和平才是日本应走的道路,日本应该发挥与国力相称的作用并尽到应有责任。也正是在竹下登内阁时期,中曾根遗留下的中日关系开始进一步好转。除了冷战状况变化,日本本身受到的安全威胁降低外,竹下登内阁的不稳定性也是原因之一,一般不会在对外问题上主动生事,而一旦政权稳定,则政策有很可能会有保守化倾向,对外政策也可能强硬4

    为了解决中曾根遗留下的税制改革问题,1988 年 7 月,竹下登召集临时国会,正式提出《消费税法案》等税制改革六法案。虽然有较大阻力,但在与野党交流博弈之后,11 月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尽管在参议院社会党,日共采取“牛步战术”,但经过 26 小时表决之后,最终通过。

    1988 年 7 月,日美两国代表签署了第三个关于牛肉和柑橘的协议。日本逐步取消对二者的进口限制。

    1988 年 7 月,“利库路特案件”爆发。这起贿赂事件涉及了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大藏大臣宫泽喜一、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以及包括小渊惠三、桥本龙太郎在内的大量政界要人,乃至野党公明党、民社党也有人涉案。事件不断发酵,不断有人涉案,内阁支持率迅速下降,1988 年末只有 29%。次年,竹下登不得不辞职,外务大臣宇野宗佑上台,不到 70 天又下台,之后海部俊树内阁成立。还是在这一年,昭和天皇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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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新生 主编《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政治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181 页。



大国光影——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

    1987 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9564 美元,超过美国。1988 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这种经济上的傲人成绩在社会思想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回响。“新日本人论”开始出现—— 强调日本的特殊性与一致性,忽视内部差别与矛盾。甚至出现了日本人肠道结构特殊,所以无法接受进口牛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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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年,长谷川庆太郎(此公到现在都很活跃,相当能写……)出版《再见吧,亚洲》(「さよならアジア」),该书将亚洲国家视为“垃圾”而日本则是高楼,脱亚是必然的;而且日本不必拘泥于战争责任,要以强硬态度对亚洲各国施加影响力。同年中曾根康弘还发表了轻视美国的言论。类似的思想不断蔓延,石原慎太郎等人在 90 年代出版《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是可以说不》,在日本的热销,都是明显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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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到上文说提到的在 80 年代日本在与周边国家增进交流的同时,不断发生的历史问题,可以说, 具体到历史认识上,六十年代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在八十年代也进一步发展(严格说,在 70 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整体上来说,对于历史问题日本采取“双重标准”,对外不断强调和平协作,反思历史问题,永不再战;而对内则是领导者以公职身份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模糊战争责任5。在这样的风气下,80 年代中期,出版联队史、部队史达到高峰,其内容都是以战友会为中心整理的战斗记录、会议材料等等。经济上的成功与在东亚首屈一指的地位,日本社会出现了认为军事失败只是一时的倒退,开始将大日本帝国和现在的经济大国放在一起讨论。著名的家永三郎的诉讼也延续到 80 年代,1984 年家永三郎提出第三次诉讼。根据笠原十九司的说法,为了不让南京大屠杀成为定论,一批否定论学者应运而生,否定论的框架也就此形成。具体来看,田中正明在 70-80 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在书中非常明确的表明了否定东京审判。虽然每个论点都站不住脚,但仍不妨碍否定论者们将粗制滥造的文章发表在《诸君!》和《文艺春秋》(根据马场公彦的划分这两种杂志都可以说是右派大众杂志,不过藤原彰等人的文章也会登在《诸君!》)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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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的历史问题和中日关系的变化密不可分。自从 70 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一些突出的国际关系问题显露出来。首先是台湾问题,80 年代的台湾倾向独立的“民族主义”快速发展, 中国的决策层对这个现象抱有很强的焦虑。而且,在上述光华寮事件时,1986 年前首相岸信介等人组成“蒋介石先生遗德彰显会”,许多财界与政界人物出席了集会。这件事使得中国大陆方面开始警惕日本对台湾的野心,之前一直不成问题得到日企对中国台湾地区扩大投资问题也开始让大陆方面忧虑。1986 年12 月 30 日阁僚会议决定防卫费突破 1%限制,邓小平在 1987 年对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表示了担忧。如果联系《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日本通过经济手段与美国的保护逐步实现二战时期“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可以很容易理解,一个曾经的侵略者现在拥有者极为强劲的经济实力,同时又在试图追求大国地位,这种状态给中国很强的压力,而且日本国内右翼的发展,与民族主义抬头无疑加重了中方的担忧。80 年代的国际情形也为中日关系增添了变数, 1986 年左右,中华苏关系开始改善,中美苏之间的“大三角关系”7并非一成不变,中国国内决策层面也存在不同的外交分歧。在日本国内,对华强硬派也在抬头,1986 年自民党中坚“鹰派”组成“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批判政府对华政策“软弱”。不过笔者应该指出,虽然有上述各种问题,但中日仍然建立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次良好关系,而且在处理诸如上海火车事故事件(有 28 名日本人在事故中丧生),以及中国驻福冈总领馆遭枪击事件时双方都相对慎重,维持了良好态势。不过这期间的摩擦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在 80 年代,另一个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来自知识界。70 年代可以被视为一个分界,在此以后议论中国的人主要被专业化的中国观察家垄断,在 80 年代, 现代中国研究者可以说已经占到发表对华意见人数的主流。与此同时, “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日本国内七十年代的左翼团体的激进活动也退潮了。日本国内随着“文革”幻想的破灭,革命中国的认识框架消失了,而且 1979 年的对越自卫反击 战,也令日本知识界对社会主义产生疑惑;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真实状态(旧社会的残留与落后的经济状况)同样给日本知识界带来失望——看似中国革命成功了但依旧落后。从“向革命中国学习”转变成了观察中国。伴随着的是战后第二与第三代人的成长,他们和经历过中日战争与中国革命的先辈不一样,对于中国的感情也倾向于负面8。这些因素或许导致了 80 年代的日本知识界关于对华问题的激烈讨论,和当时相对主流的的“友好”舆论未必一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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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天皇访华,中国与日本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共同走入了一个更为复杂更为紧张的崭新时代。


5关于内外双重认同参见[日]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戦後史のなかの変容』、岩波書店、1995 年。

6 本文叙述参考[日]毛里和子著,徐显芬译《中日关系史——从战后走向新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125 页。6  关于南京大屠杀叙述参考[日]笠原十九司:『増補南京事件論争史』、平凡社、2018 年。中译可以参照 2007 年本书初出的翻译,罗萃萃等译《南京事件争论史——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

7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樊超:《拉不开的距离:1980 年代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基础》,《国际政治研究》,2017 年第 6 期。

8可以参考马场公彦相关研究。例如『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新曜社、2014 年。

9可以参考鄭琳:『1980 年代日本における総合雑誌の中国認識』,慶應義塾大学湘南藤沢学会出版「Keio SFC journal」

14(1), 222-237, 2014 年。



昭和的终结

    1987 年昭和天皇接受了开腹手术,日本政府内部已经做好天皇死去的准备。1988 年 9 月,媒体报道天皇吐血,病危。电视台开始每天报道天皇的体温、出血量等指标。宫内厅与一些自治团体设立了一些祈愿天皇康复的签名处,到 11 月末签名人数据说到了 600 万。日本电视台成天在播放一些关于昭和时代报道,但总有人厌倦,录像带出租店的生意也变得格外好。 1989 年 1 月 7日,昭和天皇死去。

    夏目漱石在《心》中说:明治精神始于天皇而又终于天皇。那问题就是“昭和”究竟终于哪里?是 1964 年的奥运会,还是 1970 年三岛由纪夫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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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这个词在日本泛滥开是在 1987 年的夏天,天皇的身体状况曝光以后的事情。叙述“昭和终结”的话语不断被消费,结束以后人们或许才意识到“昭和”的存在。1987 年以前,“昭和史”这个词 并不包括战后,尤其不包括《旧金山合约》签订之后的时段。昭和 25 年(1650)之后一般被成为“战后”,1965 年之后甚至战后都不再用了。大正时期与 1970 年代话语空间类似,伴随着某种成功。产生抗自给自足的内面化。竹内好在 1960 年代指出, 中国近代的停滞不前,主要在于“抵抗”西方文明,而日本的成功是因为没有抵抗,因为日本没有“自我”。进入 1970 年代,竹内的批判被消解了,因为在经济发展中,没有“自我” 反而得到了积极评价。在明治维新之后,东洋与西洋、复古与维新等等一些列充满矛盾的问题形成了,这个问题在之后不断被重复。明治45 年乃木大将殉死、昭和 45 年三岛由纪夫自杀,昭和 45 年之后的话语其实是对大正的反复。日俄战争的一个意义在于非西方的日本在近代试图拜托殖民地化追求西方化,在这个时

间上终于战胜了俄国这样的大国,日本自己作为一等国加入了列强的行列中。这也让日本失去了明治以来具有的对外紧张感与对亚洲的一体感。夏目漱石那一代明治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东洋-西洋之间的差异与紧张意识在大正时代的知识人中也消失了。1970 年代之后的话语和上述明治时代有相似性,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跻身世界经济大国,其外部与亚洲的连带感也就没有了。“到了 80 年代中期,人们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好像要超过美国而称霸世界似的。这一时期, “后现代”一词开始流行。这在日本的语境中意味着“近代的超克”这一口号得到了实现。实际上,近卫内阁依靠“新体制”指定的计划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日本社会自明治以来所为之苦恼的“难关”(竹内好)似乎消失了。”昭和的终结与难关的消失并不是问题已经被解决,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被掩盖了。

    1980 年代末,这个时期昭和与天皇议论开始高涨,这不仅仅是因为天皇本人在生物学意义上快要死亡了,更重要的是冷战体制的动摇让日本人重新感受到了国际性的紧张,感受到了来自亚洲与西方的外部关系变动。之后的冷战终结,日本一面维系“日美基轴”与此同时还要尝试脱离冷战框架处理与亚洲诸邻国的关系,可以认为明治以来的“难关”仍将持续10

小结

    昭和天皇的死亡与冷战终结,泡沫经济的高涨与 55 年体制的动摇。冷战结束、泡沫经济崩溃、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为整个日本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根本性变化。80 年代的日本虽然表面上依旧维持着 50 年代后半期以来的繁荣与稳定,但在这种“没什么大变化”的认识之下,现实的社会结构变化与滞后的社会意识之间存在裂隙,“政治的演变往往有明确的界标,而文化的变迁却没有清晰的标志”。不固定支持特定政党的选民不断增加,国民意识趋同与保守化。在昭和天皇死去的那一年,自民党失去了参议院中过半席位的优势。进入 90 年 代,55 年体制与泡沫经济一道消亡,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不明朗的道路上摸索前行。


10第 3、4 段的概述全部参照[日]柄谷行人著,王成译:《历史与反复》,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 年。 



余论

    赋予《泡沫冬景》的意义,不在于精确的描绘一个时代(也不太可能),而在于展示一个时代的整体轮廓,让我们嗅到时代的气味。刘咸炘(三十六岁时死去)曾提出,在史学上“风”的重要,虽然他本人从未对“风”做过什么系统性的论述,历史学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称为“察势观风”。“风”无所不在,无所不有,会影响历史叙述。刘咸炘不认为史学是记录事物与社会的变化轨迹,也不是“史学即是史料学”而是观“风势”。刘咸炘的“风”既不是“风俗”也不是“思想”,他强调重视“群体民风”。这种对于“风”的认识应该是注重小事的“闾巷杂俗虽极猥鄙,熟非论世之资耶?”。他认为,在司马 迁、班固之后中国传统史学的见识日益狭窄“史家惟详于朝廷之繁文而忽于民间之风俗。”刘咸炘摘录了大量诸如“元魏时人多以神将为名”“北朝末报应之说盛行……”的琐碎事件,试图反应“风”11。以上的叙述或许太虚了,在此所强调的是,政治性的事件、制度是相当核心的部分,同时也需要去关注整体的时代观,一个整体的时代样貌是必须包括这些“风”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泡沫冬景》游戏的时代背景是在 1980 年代末期,冷战与二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行将瓦解,整个世界开始进入一个不安的变动期,但《泡沫冬景》的制作年代却是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 10 年中,它试图描绘 1980 年代,但所呈现的“风”恐怕就不仅是 1980 年代的,其中一定包含了当下的课题。至于如何发现这个课题,就不是本文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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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在其所处的时代都会有个个人化的体验,这种体验不能代替科学的历史叙述,但也不能完全忽视。理解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是理解时代中的人,理解个体是认识历史的重要环节。远山茂树指出“历史学试图逻辑性地揭示人作为历史的社会的存 在,与此相对, 文学则通过形象描写最为历史的社会的存在的人本身。……文学描写人及其省会如何是富有个性的、具有偶然性的、存在于不可替代的特殊状态中,通过这些描写,达到上述目的;而历史学不是这样,它需要揭示的是,尽管包含了个性的差异,人是作为阶级而存在的,尽管贯穿了偶然性,还是要不断实现必然12。”《泡沫冬景》之所以吸引我, 正是它尝试用文学的非历史的手段去描绘时代中的个体,选择的背景也恰当, 没有过分激烈的冲突,没有压迫感,平静的讲一个男女主人公相遇的故事,只是,当我们回溯时代背景,这个故事就有了时间维度的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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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特别注释,本文叙述参考:

· 王新生《战后日本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

· 中村政则《日本战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 安德鲁戈登《现代日本史》,中信出版社,2017 年。


11 关于刘咸炘及“风”这种史学观念,参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第四讲《“风”——一种被忽视的史学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虽然插入关于风的叙述稍显啰嗦,本文的概述也不一定正确,但笔者还是想强调这个概念对于认识历史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丰富的思想课题。

12 [日]远山茂树:《现代史研究的问题点——与,<昭和史>批判相关联的问题》,初出《中央公论》1956 年 6 月号,见《远山茂树著作集》第六卷,岩波书店 1992,157-158 页。转引自孙歌:《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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